明清之际禹州的人口变迁
发表时间:2012-06-19 15:28  点击: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家政局乱极则治,治久又乱。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经历了多少次治乱分合的轮回变迁。每逢治世,人口熙熙攘攘,联袂为云,挥汗成雨,一派歌舞升平之气象;而当乱世,又必然是十室九空,万户萧疏鬼歌唱,一派凄惨荒凉之状。故国家政局之变迁,必首先表现为人口之增减。例如唐代的安史之乱前夕,全国有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经八年安史之乱,锐减为户二百九十余万。仅看这组数字,就足以骇目而惊心。
    至于禹州,早在战国时期就与周之洛阳,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郢都齐名,以其富冠海内,而成为天下之名都。汉代盛时,颍川郡有户二十六万三千三百四十,口一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居全国首位。其中禹州(时称阳翟)人口虽不明确,但作为颍川郡之郡治所在地,其人口必居颍川郡之首无疑。
有确切依据的是明清之际的人口变迁。据清道光《禹州志·户口》载,明代中期的嘉靖十一年,禹州有户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七,口八万九千四百七十。古代以户口完其赋役,人口普查不易,近百年后的万历九年,仍以以上户口载入方志。但可以肯定的是,至明末战乱前夕,禹州户口很大程度上会高出上述数字,实际应该有十几万口。
经明末战乱,到清顺治年间,禹州仅余户七百三十五,口一千四百一十三。如果说,唐代安史之乱使全国人口缩减至几分之一,就足以惊心骇目,此时禹州人口缩减至六十分之一,不难想象这个数字是何等惊人了。
    那场浩劫,首先是始于连续四年的天灾。据民国《禹县志·大事纪》载:“(明崇祯)十一年,旱蝗。十二年,旱蝗。十三年,二月不雨至八月,旱蝗。大饥,人相食,土寇起。十四年,春大饥,夏大疫。”古时人们抗灾能力本就有限,遇上长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更加上烈性传染病的爆发流行,使得脆弱的民生更加脆弱。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不可能有组织的对人口做出普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饿死的人除外,逃荒的人、铤而走险上山为寇的人必然不在少数。
接踵而来的是兵灾和匪祸。
    崇祯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攻陷禹州,大掠三日乃去。十五年十月,陕督孙传庭帅师出禹州,与李自成大战于郏县之冢头,其结果是“诸军皆溃”,人称柿园之役。
    匪祸之惨烈,莫过于崇祯十六年。《禹县志·大事纪》载:其年之“十月,汝州土寇武刚据禹州,屠之。禹自十四年陷后,朝廷以萧时望知禹州,时望避密县,不敢至官。汝颍土寇蜂起……刚尤残忍,陷禹据之,杀人为粮,折屋充薪。凡宴会脍炙,悉以人为之,如烹羊豕,居六十日始去。城中白骨为堆,瓦砾满地,日晡即闻鬼哭,三十日无一人迹。四野村聚为墟。杀戮之惨,于斯为极。”
    从崇祯十一年到十六年,灾荒、疠疫、兵灾、匪祸纷至沓来,连绵不断,使繁华的禹州变得一片荒凉,经三十多年方得以初步复苏。
史载,明代末任禹州太守萧时望因禹州荒乱,只得在密县办公(密县时为禹州属县)。清代首任禹州太守马汗朱以顺治二年莅任,他“单骑至禹,自操井臼,以供饮食。召集旧役,仅得七人,身率斩辟草莱,掩道路白骨。”
    直到康熙六年,巡抚张自德还数次到禹州打猎,原因是“禹经大乱,山邃菁密,寂无人烟,时有虎迹。”当时禹北朱家楼有一朱四儿,年方十一,随其父与一群樵夫上山打柴,途遇猛虎,将其父扑到在地,众樵夫争先奔避。朱四儿却无所畏惧,举起扁担,猛击虎额,将猛虎打下山崖,救得其父,受到太守史廷桂嘉奖。诗人毛奇龄还写了一首长诗《打虎儿行》。上述这些事实足以见出禹州当时的荒凉之状。
    民间传闻,李自成到禹,逢人便杀,并将元宝丢在路上,只要有人拾去,便继续追杀,直杀得无人敢拾为止。这种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志载,李自成进入河南,“守令多望风伏,独禹州士民殊死战。贼怒,下屠城令。”时分巡大梁道李乘云兵败被执于李自成前,他立而不跪,朗声高呼道:“守城吾事也,吾令众守城,不敢不守,犹汝令众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独吾一身当,任汝残耳!”他的凛然大义竟折服了李自成,使得“贼意懈,收屠城令。”既然连城中反抗的百姓都放过了,更何况城外乡间的无辜居民!志书并载,崇祯十六年正月,“流贼李自成改禹州为均平府,使伪官周凤梧守之。”若真如民间传说,李自成将禹人杀戮一空,又岂能将领县四十的泱泱均平府府治设在禹州。尽管历代禹州志书编者都站在明朝政府立场上,对李自成疾之如仇,骂之曰“贼”,将其所置均平府官吏视作伪官,但李自成在禹州主要杀害了反抗者和徽藩为代表的宗室势力,此外没有大开杀戒,这一事实还是被如实地记载了下来。至于民间之所以有上述传说,其原因应是李自成的历史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相比之下,真正杀得禹州“几无噍类”的武刚之类的历史小丑,他们的名字早已被淡忘,在民间湮灭无闻,所以民间把这些历史总账都算在李自成的头上了。
    民间并传说,正是由于明末清初的那场浩劫,河南人口急剧下降,所以在清朝末年,从山西向河南大批移民。当今之禹人,多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移民的后裔。此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既然当年李自成入河南时“守令多望风伏”,那又何必多杀人呢?可见李自成在河南杀人并不多,只不过由于禹州士民拼死守城,伤亡必然多些,但对河南全省的人口影响并非很大。何况明清之际的战乱波及全国,山西也受其影响,不可能大批从山西向河南移民。从山西向河南大批移民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不是发生在清初,而是发生在明初。这在《明史》中有明确记载,在禹州的方志中也可见其端倪。如《禹县志·故家列传》载:“刘坚,其先自洪洞迁禹……三世而大。坚弘治十四年举人。”“赵日躋,字伯式,先世洪洞人,明初迁禹。”《笃行传》载:“冀侒,字宁也……明洪(武)永(乐)间迁山西民以实中土,自普润迁钧州家焉。”《文学传》载:“李经世,字孟尝……先世居洪洞,明初迁州西白沙镇。”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移民事件是发生在明朝初年而不是清朝初年。
那么经明末天灾人祸之后禹州人口是如何恢复起来的,仍可以从方志中找到答案。
    《禹县志·官师传》载:“禹州知州高良弼,字帝赉……康熙八年夏,自直隶丰润知县擢知禹州。禹自闯贼乱后,重以土寇,村邑为墟。清兴二十年,惨淡荒凉,无殊初创。良弼至,殚心经营,扶绥招徕。远人闻风,扶携络绎道路。因部檄下令,人得占土自种。”《禹县志·大事纪》亦载:“乱石田荒,部檄劝垦,来垦者多密人。”
上述史料表明,正是由于鼓励垦荒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吸引着周边县份,尤其是密县人大批涌入禹州。这是广大农民的自发行为,政府并未统一组织,只是政策和措施得力而已。
    尽管如此,根据康熙二十六年的人口统计,禹州仅有户六千四百二十四,口二万五千六百九十六,远未恢复到明末战乱前的人口规模。直到康熙末年,此时据清军入关已近八十年,禹州人口才真正恢复到战前十几万的规模。数年的浩劫,竟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方得以完全恢复,以史为鉴,足以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