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禹州解放的纪念日
发表时间:2019-01-14 15:17   来源: 三都文化   作者:余世诚  点击:

今日之禹州,新中国成立前后称禹县,它是1948118日(农历“腊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

我们这一辈的禹州人,亲身经历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禹州人应记住“腊八”禹州获得解放的日子。


禹州南城门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起,进入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时期。

1947年,共产党的解放军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入进攻。6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南渡黄河,随之千里跃进大别山,突入中原作战。

其后,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率领太岳兵团两个纵队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与刘邓大军在中原组成“品”字阵势,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当代的“中原逐鹿”。


中原逐鹿

毛泽东称这一形势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个伟大的事变”。陈谢大军很快解放了豫西大部城镇,同年10月进入禹、郏一带山区,禹州的解放只是迟早的问题。

此时禹州的国民党县长是黄汝章,他死心塌地要与共产党作对到底。他请求河南省长刘茂恩派兵援守禹州,但是刘自顾不暇,哪有兵力相援。黄就自建武装,起用匪首李银安,抓丁购枪,仓促拼凑起有三千余人的保安团。与此同时,将关押在狱中的“共党嫌疑分子”和无辜百姓三百余人处死。

 

为制造恐怖,他们使用枪杀、刀铡、活埋等多种惨绝人寰的手段,把北关颍水河畔变成可怕的杀人场。当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北关颍河本是我们小朋友常去游玩的地方,现在谁也不敢去了。

黄汝章铡人的铡刀支在桥头,给受刑者脖子上垫上干草,一刀下去趁干草被切的脆劲,把人头铡入河水。抓人,杀人,戒严,备战演习,县城里恐怖、紧张气氛越来越浓重。

黄汝章连续四次召开战时动员会,制造反共舆论。国民党和三青团实行“撤灰”政策,突击发展党团员,人数急增至万人以上。黄汝章和李银安几乎天天都在北关沙滩和桥头上杀人、铡人、活埋人。


11月中旬,解放军占领城西南的神后、鸿畅、文殊、方山等乡镇。1219日,解放军曾一度进攻县城,但遭黄、李顽固抵抗而退出。为躲避战乱,我家老小曾在 北乡马坟村暂住了些时日。

眼看着春节将至,大家才在慌恐中陆续回到城里老宅余家大院。我和几位哥哥回城路过北关颍水大桥时,寒风飕飕,行人稀少,恐怖极了。


我们向西张望,据说那就是黄汝章、李银安活埋人的地方;再往东看,据说那独空桥头就是铡人的地方。

我们三步并做两步走,赶紧过了桥。

在桥头和城门城墙上,修了许多碉堡,国民党兵把守着城门,城门楼上面不知何时用白粉画了蒋介石的头像,光着头,挂着洋刀,一脸凶气。进了城门,只见穿着破烂黄军衣的保安团的士兵们,在县衙东侧马号空场地上操练演习打仗。

就像我们男孩玩打仗游戏那样,他们一会爬下,一会站起,瞄准放枪时,用嘴发出“嘟嘟”“啪啪”声,真是滑稽。五哥世杰指着县府大门上端的旗杆给我悄悄说,“看见了吗?那旗杆是新换的,老旗杆前不久被八路军给打断了。

”我不知道他从哪得到的这一消息,但我信。

回到家里,大人们便赶紧收拾东西,把粮食和值钱的细软衣物藏到了东院地洞里,把一些瓷器和金银首饰、硬币胡乱埋在地下,一些亲戚的财物打成包也在夜间送来藏进地洞,一连忙了好几夜。我们这些孩子们倒显得清闲,没有感到势态有多么严重。

我们全然不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

1948110日,陈谢兵团九纵二十七旅八十团的小分队到达距离县城只五公里的虎头山,进行侦察,为后续部队攻城作准备。118日,是农历腊月初八,按传统这天在城里应是年前最大的一次庙会,人们在吃过“腊八粥”之后要到南关赶庙会或者看戏。

为防止解放军借赶会进城,黄汝章就下令把会址改在城南五里堡。可是,这天还是有许多解放军化妆成小贩借赶庙会靠近了县城。


当晚10时,解放军主力太岳兵团九纵二十九旅的八十和八十一团形成对县城的包围,并发起了攻城战斗。那天晚上,除了大哥世芳在开封读书不在家外,其余的人都在老宅。枪声先是从东城响起,接着在南城、西城和北城也相继响起。子弹穿过我家上空,唰唰作响。

枪声越来越密,并夹之炮弹的爆炸声,想必战斗十分激烈。爷爷和俺娘、俺妈、俺婶带着孩子们,来到前院表姑住的西屋和租给木匠老哥住的临街屋,大家边烤火边议论着局势发展的可能性。

爷爷说,看来八路军是真的要打进城里来了,真不知是吉还是凶?那时我们兄弟都还穿着有四个大口袋的学生服,还留了“小平头”。大人们认为这样让八路军看到太危险,似乎感到八路军不喜欢读书人。

 

于是,我们排着队让家人都给我们剃了光头,并换上了土气的棉袄棉裤。大约过了两小时,枪声稀疏下来,接着听到街上有人说话,好像是山西口音。大家分析,这大概就是已经打进城里来的八路军吧。

过了一会,又看见我家西边上空有火光,似乎是汪姑堂小庙里在烧什么东西,那里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小营地。三哥世功评缀:解放军攻城的当天夜晚,大院的人都聚集在临街屋。

当枪声逐渐稀疏下来,大家到院子里,望着那天空中稀稀疏疏的星光,倾听外面的动静。这时突然不如从什么地方飞出一只乌鸦,越过头顶,往那高大的皂角树上飞去。

此时此刻,住在东院的一位姓程的青年人,轻轻吟起曹操的诗:“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吟毕,他用带点揶揄的声调说:“今晚禹县城是保不住喽!”紧接着这位青年哥哥又吟了起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看来他对共产党抱有很大的希冀,一定是一位先进份子。这一宿大家都没有睡。天亮时,突然有人敲我家大门。租住我家临街屋的木匠老哥紧张地开门一看,原来是几位身穿灰军服的解放军。

五哥带着我们见状撒腿就跑,可是他们竟认出我们是学生,开口说:“是学生吧,学生应该了解我们解放军的政策,不要怕。”接着他们讲是为了向木匠铺购置棺材,为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收殓遗体安葬。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和看到“解放军”的情形。街上开始有一些老百姓了,有的是看动静,有的是看解放军是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有的大着胆子和解放军开始攀谈起来。

几位哥哥和我也好奇地到了街上,看见战士们提着白灰桶在公栈街和杆草市刷标语:“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耕者有其田”,在较平整的墙壁上写《土地法大纲》。后来知道,解放军是从东城门首先突破而攻入城内的。


战斗打响以后,先是八十一团三营八连二排突击队的战士架着云梯迅速越过城壕,从东城墙登梯攻城。

但在黄汝章保安团的密集火力下,牺牲多人而未成功。随后由工兵把城墙炸一缺口,八连三排旋即冲向缺口,乘云梯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是共产党员李思祥。后继部队迅速扩大阵地,从东城向西驱赶国民党保安团官兵。黄汝章看其部下巳溃不成军,收拾残部向北突围。

当撤至桥北校上地区,又遭解放军狙击,乱军中国民党的“县参议长”侯振廷(侯献芝)被击毙,馀部向北撤至山区。经两小时激战,解放军俘虏保安团三百四十四人,缴获枪支二百七十五支,机枪九挺,子弹六万多发,汽车六辆。禹州的解放,在禹州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凡是禹州的人,都不应忘记“腊八”这个日子。

禹州在历史上确系战略要地。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称:禹州“州控汴洛之郊,通汝颍之道,山川盘纡,形势险固,一旦有警,此腹心之患也。”

“战国时,韩都阳翟,以角群雄。汉初高祖封韩王信于此,既而以信壮武。……其后蒙古攻金人于河南,先陷钧州,而汴遂不可守。”但是,在现代国共两党争雄和中原逐鹿中,禹州显得似乎不那么特别重要。两军争夺的要点是位于平汉线上的许昌和陇海线上的洛阳这类城池,禹州只不过是解放军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所以,国民党没有派重兵把守,共产党也没有以重兵相攻。解放军只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用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战斗,就拿下了县城。然而禹州有更严重的政治情况和更复杂的地方情况。在解放军攻入禹州城时,黄汝章的保安团虽被击溃,但没有被彻底歼灭。

黄带领其残部退至北山,在杏山、扒村、土门、老山坪、玩花台等地窜扰游动,又拼凑起一支反革命武装“自卫队”,黄自任总队长,下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他们人数不过数百,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一击即溃。但其中骨干多是土匪,极其残忍,极其凶狠,血债累累,死心塌地。

例如时任自卫队第二大队队长的李银安,自1929年(19岁)就跟王老五当土匪,后又跟土匪首领席子猷从勤务兵当到营长。仅1944年至1948年间,他就以绳勒、枪击、活埋、刀铡、从山崖推下等残忍手段杀害八路军以及无辜百姓数百人。19476月,在城北关河滩,他一次就以“八路探子”为名刀铡了十九人,内有怀孕六个月的妇女一人。11月间,他在北关、陈村、桐树张、黑李村等地又枪杀一百零五人,活埋百余人。


李银安诨号“杀人魔王”,实属恶贯满盈。他是黄汝章的一条穷凶极恶的疯犬。这支反动武装还有较好的装备。1944年日军侵占禹州,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九军十二师从禹西逃时,其武器装备多被拦截在了禹西山区,土匪们的装备多由此而来。

黄汝章手里掌握的就是这样一支官匪一体、匪霸合一的反动武装。他们虽然丢了禹州城池,但仍虎视眈眈,不肯认输。加之共产党新成立的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还不够巩固和强大,这就形成了在一段时期内国共在禹的“拉锯”状态。一时共产党来了,发动穷苦百姓“攻老财”,建立新生政权;一时国民党黄汝章又回来了,反攻倒算,血腥屠杀穷苦百姓;一时又出现了空白,国共两党都撤离了县城,地痞流氓、强盗土匪和反动道会们猖獗横行,闹得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19482月初,解放军陈谢兵团派人在城南郭村、梁北一带,发动穷人向地主富农“点火抄家”。可是不久解放军撤离,地富又逼穷人将财物退出。几日后解放军又回村,再次发动“点火、抄家、分浮财”,口号是“先分粮食衣服钱,吃饱穿暖再分田。”在动荡混乱之际,这种“抄家、分浮财”之风很快得以蔓延。

这年的春节我们家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

我们家是靠做生意发家的,置买了一二百亩土地,父亲余宝田被日军杀害后家境虽已破落,但无论如何还可属“老财”之列。

当时城里已经有多家“老财”被抄,我们这些孩子们曾在南大街看到过一家姓杨的老财家被抄的情景:许多人挤挤拥拥地走进一个大门楼,又有许多人抱着、抬着家具、衣被和各样坛坛罐罐向外出。我看见一个人抱着一个大钧瓷瓶走出来,另一个人对他说:“要这玩意有啥用?”他就立即把钧瓷瓶砸在地,又进大门楼了。

爷爷和我家大人们已经预感到不久就可能轮到自己了,他们除了把已经藏进财物的地洞封了又封、包装了又包装之外,又把手头日用的家什这里藏一点,那里藏一点。孩子们均已转移到亲戚家,只留下爷爷和几位寡妇儿媳等候应变。


229日(正月十二),几名解放军来到我家,向我爷爷提出“交三千斤粮食”。爷爷无奈回答“我没有粮食”。这话亦真亦假,真的是我家粮食都藏在地洞了,表面上确实没有存粮;假的是表面上无粮,而地洞确实有粮食。

当然,爷爷不会开地洞取粮食的。解放军实际上是给我爷爷下了一道通牒,待他们走出大门时,大门口已经围上了一大片“攻老财”的人群。

有几个战士最初还是想有秩序地给大家分我家那些浮财,劝大家等一等。可是众人一轰而上,几个战士用水桶泼水也难阻止。进院的人群很快把我家老宅各屋的东西一抢而空,也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是,很快发现了灶火院小东屋的地洞,打开洞口,把一洞的粮食、衣物、各类药材及金银首饰等,全部轰拿而去。在爷爷居住的南屋楼上,人们也没发现什么贵重物品,无非是一些破旧书籍和字画,人们一怒之下就把这些东西烧了。

整整一天,在傍晚时分,人群才逐渐离去。

对于余家大院被抄一事,我爷爷和大人们虽然不满,但也无奈,只好认可。我们兄弟们却没有感到心痛,是年幼不懂事?是傻?是麻木不仁?是叛逆?我说不清楚。长大后我读了《红楼梦》,看到“查抄宁国府”,似乎悟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后来我又读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到要首先解决一个立场问题。

当我成为一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跳出大院的小天地,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审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点火、抄家、分浮财”的一些作法,感到其中是大有经验教训值得深思和总结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当时就进行过深入的讨论。1947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为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依据。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其中就包括有的地方提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热衷于分浮财,有的地方把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当作封建财产加以没收,甚至发生了乱打、乱抢、乱杀的现象。


毛泽东察觉了这些问题,于1948年初多次向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致电,征求他的看法。邓小平经过调查和思考,认为在新解放区,不管是何种区域,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适宜的。

他提出在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建立反蒋的统一战线”,“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保护民族工商业”。

毛泽东非常重视并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指出:党在新区要“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

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其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以党的文件再次明确批判了包括“走马点火、分浮财”在内的十二个方面的“左”倾急性病错误,指出这些“左”的做法“不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因此更加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与群众的不安和不满,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8-123页)在禹州就发生了“马坟惨案”的严重教训。


19483月中旬,在“走马点火分浮财”风之后,解放军主力撤离禹州转向洛阳和许昌前线,黄汝章和李银安趁机窜回县城。320日,反动分子黄汝章以县长和自卫队总队长的身份在城北二郎庙召开头头会议,说:“李尧如(共产党政权县长)在城内安了他的政权,各街都安有街长,组织有穷人队。所以,李尧如就能站住脚在城内活动,组织穷人乱抢粮食、乱抢东西,秩序混乱不堪。八路军到襄县后,老百姓也是乱抢粮食、乱抢东西,县政府(国民党垮台政权)就捉了一些人,严厉镇压后,风气就平下来了。咱们也要照样办他一下。”

会上密谋了如何用解放军分浮财的办法诱骗群众、捕杀群众的恶毒计划。当晚,黄汝章、李银安等率自卫队到达城下,先放了一阵枪,后冒充解放军进城,沿街用山西口音(解放军太岳兵团多是山西人)叫喊:“我们是八路军,打洛阳回来了!”“我们带有大米、洋面、衣服,各街长、穷人们快到南大街福音堂开会分东西来吧!”“去早了分大米,去晚了分黍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果然上当受骗,拿着口袋就来到了福音堂。匪徒们当即把这些群众捆绑起来,于322日深夜,在马坟村北石人沟活埋了三十人。


“马坟惨案”暴露了国民党匪徒的奸诈和残忍,也震惊了全城老百姓。每到夜晚,家家封门闭户,大街小巷静无一人,黑沉沉、阴森森,全城像死去了一样。它大大增加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群众的难度。黄汝章这次进城呆了十几天,4月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第四次占领禹州。黄汝章逃出禹州后,被国民党当局又任命为洛阳十区专员,继续与共产党作对。老土匪大汉奸席子猷随之出任国民党嵩岳区武装总指挥官兼禹县县长,并与522日杀回禹州。

共产党的政权机关被迫退出县城,迁往乡下。五天后,共产党的豫西第五军分区政委冷玉光率部和地方武装及县党政机关人员共两千多人,第五次攻进县城。守敌溃不成军,席子猷化装逃窜。此后共产党政权才在禹州逐步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