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历史上的国策文化
发表时间:2017-11-28 11:57   来源: 三都文化   作者:包献珍  点击:

禹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有根有据的,悠久到从黄帝至今,有五千年的历史。说文化灿烂是中华文化发源地,比如黄帝文化、夏禹文化、书法文化、画圣文化、陶瓷文化、中医药文化。这些皆为历史上曾经辉煌璀璨过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而有些文化是潜在的文化,比如有种叫谋士或智囊文化也一脉相承地存在着。本文把大臣上奏给皇帝的“谏”、“疏”、“奏”、“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策略,被皇帝采纳后,产生了十分灵验的效果,且在推动历史前进、对当时人民群众利益起到积极作用,进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称作“国策文化”。因为这些文化不是为某人、某国体、某地方,某部门而谋略,而是为一个国家的首脑、皇帝进谏谋略。况且这些谋略为皇帝采纳后,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治国效果。这些禹州籍人的谋略在历史前进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属于先进文化。故拙文第一次称其为“国策文化”也是有此特殊含意的。

 

早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历史上出了个生于轩辕丘名曰轩辕的人,轩辕丘正是当时天地之中的距颍水很近的具茨山中的土山丘。为什么华夏传统时代轩辕出生、成长、生活、活动、治理国家长期在具茨山?这是有其原因的。史料证实,夏代人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有了凿井技术后人们才可以在平原地区居住、生活,在这一技术发明之前,人们必须生活在依山傍水之地,山林提供食衣,山泉提供饮用水。人们才能存活。否则,衣食住行都无从谈起。黄帝是一个贤名的君主,当时天地之中的人大鸿、方雷就是黄帝的重要智囊,大鸿为黄帝作占卜和气象观测,具茨山至今有两个大鸿寨的山名,方雷为黄帝发明了粮食和加工用的石臼,在这些钧地人的智慧发酵下,黄帝时期有很多发明,比如文字、医学、算学、舟车、鞋帽等。

 

大禹时期,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天地之中,大禹治水有一个群体,充分发挥这个君命的智慧,到大禹被推举为帝王时,古夏地的智士就更多了,因为豫为天地之中,中心的中心是古钧台。古钧台就在今禹州,可以说豫州精英多为大禹所用,而禹时期的国策谋士更多,夏历、水利、稼穑、养蚕、铸铜、法律、渔猎等方面的谋划,可以说让禹成为千古一帝,让大禹治水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个大事件的第一件。

 

历史到了春秋时期,在韩国之都阳翟(今禹州)出了个学识渊博,智慧过人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他著有《韩非子》,55篇10.6万字,可以说是国策文化的重要著作。这本书传之秦国,秦王赢政读了其中的《孤愤》、《五蠹》两篇,十分激动,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并想方设法把韩非子引渡秦国,为秦王所重。秦王正欲用之强国固本,统一天下之时,误信李斯、姚贾谗言,加害韩非,待秦王想明白后赦其罪,韩非已卒,秦王悔其晚矣。然而,韩非联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和慎到的“势”治诸思想,提出“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封建君主统治国策,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有学者在研究韩非的治国之术。

 

秦时出了个阳翟大贾吕不韦,他以商经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国策文化的代表人物,他通过一字千金悬赏而成就的《吕氏春秋》,汇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成为秦始皇建国治国的重要思想武器,实践上从“奇货可居”的经商理念出发,进入政坛,以致于带来成为“谋国之相”的丰厚盈利。子楚继位,吕不韦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继位,吕不韦继任相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还是头一份,一方赢利为“仲父”,一方净赚为拥国“巨贾”,又拥有《吕氏春秋》版权的美名,后人称为“商圣”,国策文化在吕不韦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国策文化体现的人物就更多了,也有出类拔萃之人。其代表就有汉留侯张良。战国末韩都阳翟(今禹州人),汉“三杰”之首。张良在名传千古的“鸿门宴”上,为刘邦设计了留得青山在、攻心暂保、走为上策等一系列锦囊妙计。这是张良为中国历史上的国策文化书写的浓重一笔。后来,刘邦暗度陈仓,张良为其献计献策,用两封书信,为刘邦打下汉中立下千古功勋。“下邑之谋”一举扭转楚汉战争的局势。在后来的韩信用兵自重,鸿沟和谈中,张良两次力谏,力避刘邦决策失误,使刘邦终定天下。汉代立国后,刘邦又在国都定址,安抚功臣等事件中上谏国策大计,终使西汉大定,强本因基,成为天下一统的强大帝国。

 

历史上的贤达之人,他们居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成为创造国策文化之士,他们用自己过人的智慧和本领,过人的胆略创造了历时久远、蔚为壮观的属于一地时尚的国策文化,使中国的历史多了一些文明,少了一些野蛮,多了一些稳定,少了一些动荡,他们创造了一种文明的历史,值得今人挖掘、分析、研究、利用,以利于实现“民富、国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同时,国策文化还无可争辩地证明:阳翟自古为人才之渊薮。其山崔巍以嗟峨,其水浃浃以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且声溢四海,施及万年。非一方之彦,一时之秀也!(清《禹县志》)。

 

在国策文化的原创者、传承者、改新者,完善者中,张良是少有的人生完善者,他生前辉煌一生,没受奸臣迫害,又功成身退,荣耀一生,明白一生,潇洒离世,流芳千古。

 

无独有偶,在西汉还有位时人称“铁御史”的国策人物,为阳翟(今禹州)城南晁喜铺村人。自幼苦读,擅长“刑名之学”,三十岁前便被汉文帝命名为太子刘启的老师。担起储帝老师之职,对治国之策大有研究。著有《贵粟疏》、《举贤良对策》、《言兵事疏》、《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朝野上下被其渊博的学问所折服,后被帝认为是“智囊”。他的许多疏奏,在今天看来还是国策中的精华,其文章入选大中专、中学教材,有些语句耳熟能详,如“仓廪实而知礼节”、“一日不食则饥,岁终不添衣则寒”、“谷贼伤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晁错提出的一系贵粟赏边,削藩善法的国策,几乎被皇帝原封利用。由于他智囊作用的威力之大,以致于吴楚七国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唐代褚遂良。由于先秦、两汉历时长,在禹州这块土地上逐渐形成的忠臣、国策文化已蔚为大观。后人竟象效仿,到了隋唐时期,又出了个褚遂良,褚遂良祖籍禹州人。这丝毫不影响其籍贯古阳翟(今禹州)的历史事实。褚遂良在隋代就开始为官,到唐代便成为开国重臣,他不仅有创造国策的智商,同时他作为当时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友,其书法也名重当朝,开宗立派且流芳千古。遂良在朝时上谏皇子留京师振立经学,训之礼法,为太宗采纳。遂良谏立太子,皇帝纳谏立晋王治为太子。又因谏太宗和亲薛延陀被采纳,而进黄门侍郎,参察朝政。他既是开国重臣,又为托孤之臣,所创造的国策文化渗及书法艺术领域,是禹州历史上创造国策文化的书法重镇。

 

五朝元老马文升。谏臣马文升能文能武,能在朝中长兴不败,不能不说是禹州国策文化的一种奇迹。马文升所创国策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不只是进谏,而是实握有倾国大权,他刚正不阿,为了朝廷,他不怕身败名裂,粉身碎骨,协助多位皇帝驱佞臣,裁太监,革皇亲,撤军官。同时还非常体恤黎民百姓,在自己家乡受灾时,为了减免赋税,先在禹县的重灾区建造无梁庙,视察百姓生活的皇上问及房为何没“梁”时,马文升巧妙用谐音说出此地无“粮”,百姓吃不上粮怎么交皇粮,皇帝只好说“既然无粮,只好免去罢”。因此禹县人减免皇粮,得以无饥。无梁庙遗迹传之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马文升国策文化的活化石,这难免有传说的成分,但他折射出历史,折射出国策文化之人的睿智、风趣、胆识。古代人的进谏,一般是靠身份直谏,上疏奏折,写书信,靠生命死谏,著述立说劝谏等,而当今也有靠媒体间节发表看法,得到国家首脑认可经批示合成为治国良策的。

 

国策文化在禹州历史上已经成气候,只是没人研究,没人概括。任其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代,禹州仍有善于思考之人,当时一个关注国家大事的人看到知识青年下乡的新生事物,感到有好处,便写出了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锻炼,既有利于一代人成长,又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负担,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毛泽东主席读到,便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批示,全国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度成为时尚。现在经过上山下乡煅烧的这部分人,有的确实成为国之栋梁,在当今的政治局常委中,占绝大多数常委,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而在社会中,担当要职现已退休的,在文化界、知识界、科技界成为栋梁臣擎的大有人在,这不能不说是国策文化所起的后续作用。

 

创造国策文化的人,也担当着多重风险,一是所创国策能否合帝王之意,能否对当时的民众有利,能否推动历史前进,有何风险都必须考虑进去,否则也有风险。因为自古“伴君如伴虎”稍有不合帝王旨意,便遭杀身之祸,这些例子屡见不鲜,就是被皇帝采纳,产生巨大作用,因为正能量,献计献策者也只能是无名、幕后英雄,功高盖主的算不到智囊头上,而一切负作用,执行中的变形走样所产生的罪过,自由出谋划策者承担,自古谏臣好下场的不多,商秧、韩非子、吕不韦、褚遂良的后果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禹州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不少贤达之人,用自己的卓越智慧创造了留名青史的国策文化,成为光耀千古、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