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城庙会和集市
发表时间:2017-03-08 15:30   来源: 三都文化   作者:靳艳晓  点击:

康城的庙会由来已久,分别是农历的二月二十八、四月初一和六月十四。二月二十八是古庙会,因康城的黄龙庙、关爷庙和文母洞而兴起;四月初一是小满会,便于农忙之前买卖农具;六月十四是古刹会,又称“祈雨会”,祈愿风调雨顺,秋季有个好收成。这三个庙会一直延续到现在。

康城集市是每逢农历双日子开市,规模很大、买卖兴隆。据李富清老人回忆,康城的集市打他记事起就有了,那是民国时期,康城四面都有寨墙,设有东、西、北三个寨门,管理寨子的长官叫寨局局长,雇佣一些社会上玩枪的称之为“寨佣”,他们日夜在寨墙上巡逻,集市通常都在寨内。 

 


 

当时郏县、宝丰一带常有土匪来寨里抢东西,老辈儿人把土匪叫做“刀客”,他们属于散兵游勇,夜集明散,平时的身份是老百姓,临时召集就成了专抢富人的土匪,最少的时候也有百儿八十人,富户家的首饰、衣物均为抢劫的目标,有牲口也会顺手牵走。一旦“刀客”来的时候,集市就被赶到了寨外,寨内是进不去的。

那时的集市可没有“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似锦,十里绵延。卖东西的天刚蒙蒙亮出摊,到七八点就结束了,俗称“露水集”。集市不大,卖些萝卜、白菜、豆腐,三三两两,冷冷清清的景象。

康城老街十字路口向南一个胡同,北头路西是刘圈家屠宰牛的地方,开有牛肉店,胡同中间路西就是赵丙兰、赵应兰弟兄俩解放前屠宰生猪的两个杀猪锅台,中间是一个大粪坑,粪坑北头是赵丙兰的杀猪锅台,南头是赵应兰的杀猪锅台,所以这条南北胡同有一家宰牛和两家宰猪的就叫“屠行拐”,名字是这样叫开的。

 


 

赵丙兰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赵发,二儿子赵发喜,都跟着赵丙兰学屠艺,赵发喜杀猪时翻肠子可是一把好手,县城的屠宰厂每次召集全县的屠宰户开展专业技能比赛,他的单项技能总是得第一。60年代初,屠宰铺归合作社统一管理,赵发歇手不干,赵发喜改行卖蒸馍,并开了一间杂货铺,最先的杂货铺只有一间门面,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房屋一样,是一间低矮、昏暗的小屋子,外墙也没有砌成水泥或者白灰,墙体被锅烟熏得黑乎乎的,柜台里堆满了农具、灶具之类的农用品,用农村的老话就是“叉把扫帚牛笼头”。角落里放着酱油桶和醋桶,写到这儿,我脑海里朦朦胧胧浮现出了一幅画面:衣衫单薄的孔乙己倚在柜台上,催着老板——来一碟茴香豆!抑或是柜台下踮着脚的小顾客发出细声细气的童声,“给俺灌两毛钱的醋”,然后赵发喜乐呵呵地拿了醋提,从醋缸里舀出一提,往瓶口上放一个颜色发乌的聚口,动作娴熟地倒到里面,小家伙扒在柜台上虽看不见这些动作,却听得真切,醋水滴溜溜的像一根扯不断的线,发出悦耳的声音。待这声音完全停止后,赵发喜用木塞或者纸塞把瓶口按紧,仔细嘱咐着:“拿好,别洒了”,随后目送小小的身影一蹦一跳地走远。

后来兴供销社,赵发喜的杂货铺够不上公私合营的标准,生意日渐萧条,不过赵发喜有一股子韧劲儿,就算生意不好,他也一直守着老铺苦心经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概是1979年,时任康城大队支部书记的王振生为了重振集市、鼓励民间贸易,规定卖鸡蛋和桔子可以记工分,连续四个早上集市就复兴了,而且越来越热闹,交易的品种也更多,不但有家里自种的,还有了专业的菜贩,贩一些外地的莲藕、芹菜、蒜黄、黄瓜等细菜,还有肉摊子,包子油馍胡辣汤等小吃。

 


 

赵发喜也没闲着,杂货铺不好干了,他摆起了烟摊儿。那时的烟无外乎大前门、雪虎,毛儿八分钱。赶集的小贩有的烟瘾大,路过摊前总要喊一句:“老赵,来一盒大前门”。几百元的小本生意经营了几年后,手里攒了几千块钱,把家里的平房翻修了一下,朝街的门面也由1间扩大到3间。赵发喜有一个独生子叫赵国忠,他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没有子承父业,所以一直还是赵老汉在撑着门面,他始终秉信“有利没利常在行”。盖新房后,他又卖起了日用小百货和糖烟酒,七十多岁时,由于身体和精力大不如前,他渐渐有些吃不消了,孙子赵松奎把店面接了过来,把爷爷存下的百货处理完后,他瞅准市场,改行做起了窗帘和床上用品生意,踏踏实实的延续着祖辈传下来的生意经。

再说赵应兰家。他家有四个儿子,老大赵喜斌、老二赵东斌、老三赵行斌,老四赵武斌。几个儿子从小就跟着父亲打下手,有照油灯的、添柴烧热水的、拉猪腿的。然而在干活儿的过程中难免会出差错,年龄大点的三个儿子没少挨父亲打骂。老幺赵武斌因年纪小,免受了皮肉之苦。那时候农村大多数家庭都喂猪,一般喂些红薯梗、野草、剩饭,生活紧张的年代,哪像现在喂玉米糁和麸子。喂上一年多后,大概长到一百多斤就赶到屠宰铺卖给赵应兰家,平时他也到方圆村户家去收生猪。50年代猪肉很便宜,只有3、4毛钱一斤,但是钱主贵呀,小户人家过年了、来客人了才割一点儿肉,那些大户人家和富裕户才是老主顾。赵应兰家常年出摊儿,一般在集的头一天,晌午先支上锅台,下午把猪杀了,一并收拾干净,就等着第二天趁集猪肉上架,平常日子逢好几个集才宰一头猪,只有年关时候肉卖得最快。

赵应兰割肉号称“一刀准”,要一斤绝不会多一两,手起刀落,那个利落劲儿,不练个几十年显不出真功夫。特别是逢家里生小孩儿送米面、初二闺女回娘家、还有结婚前过礼的人家,都来他这儿割礼,要几斤割几斤,他硬着手脖儿,一刀砍到底,割出来的礼肉切面平展,既没有坑洼,也没有豁牙,那叫一个漂亮!在十里八村可是出了名,乡亲们形容他的绝活叫“里撇骨头外撇油”,只要是割礼肉的都找他。几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家业,而手艺最好的当属老二赵东斌了,父子俩没少在县里组织的技能大赛上露脸。

60年代兴合作社时,不再允许个人做生意,弟兄几个纷纷找其它门路。老大赵喜斌被雇用到顺店供销社康城分社继续从事屠宰行业,中途因康城供销社解散又去浅井供销社干过一段时间。70年代村支书王振生带领康城大队实行统一核算后,各生产队都建有养猪场,过年时大队实行集中屠宰,一天达到二三十头,每户按人口分2斤到5斤猪肉不等。当时赵喜斌和赵东斌在大队屠宰处参与这项工作,其他兄弟暂时歇业,一直到大集体解散,他们才又重操旧业,目前仍在从事屠宰行当的有赵喜斌的儿子赵国江、赵武斌的大儿子赵朝军。后来村里统一规划宅基地,屠宰铺子开在大街上不但不卫生,更影响村容村貌,镇政府在老人桥设置了正规的屠宰点,经统一屠宰后卖给肉贩,因为赵家的口碑好,生意一直很红火,并带动了康城村的其它几家肉架生意。

 


 

说起以前的老街只有一丈多宽,小贩运菜的交通工具一般是“土牛车”(即我们所说的独轮车,木头做的轮子),大概跟三国时诸葛亮设计的木牛流马一样,牲口拉的大车就很少,肩挑手提最常见。做小本生意挣钱不容易,往往是旁边包子油馍香气扑鼻也很少有人舍得买,最终熬到晌午回自己家吃饭。

现在的集市,东西街拓展延伸到长1000米,宽15米。冬天集大的时候车水马龙,摩肩擦踵,开车的堵在中间进退两难。后来有经验了,逢集都绕道走。邻近的罗集、贾漫、河刘、逍店、兴国等村村民也赶来卖菜。沿街两旁固定的商户有餐饮、娱乐、美容、百货、电子、五金、建材、水果批发等200多家,周边设有信用社、邮政、移动、联通、电信等站点。部分物流可直达本村,人们需要的日用品不用去镇上和县城就能购齐。不仅如此,还吸引了苌庄乡的桑庄村、尚秦村,浅井镇的小韩村、朱楼村等村民前来购物赶集。

 


 

十字路口西边路北第二家是村保管周爱花的家,她家1995年以前也是小门店,就是农村常说的代销点(当时隶属于供销社,可以赊账,东西卖出后再给供销社结账,而经销点进货时需要拿现金),那时候卖些糖烟酒、罐头、白糖等礼物和小食品之类。挣到钱后,2008年她家把房子扒掉投资30多万元盖起了两层半的小洋楼,占地面积近200平方米,家人在院子上方搭了防晒防雨的简易棚,主要做服装生意,给白霜店代理服装,按照返点提成,有童装、成人服装、鞋子。家里共6口人,媳妇王彩丽领着孙子、孙媳一块干。周爱花今年75岁了,她从1969年开始干保管,因为尽职尽责,业务熟练,村里一直没让她退休。村里不忙的时候她也给家里搭把手卖衣服,像她家这样生意成规模、有固定场地的大商户足有几十家。

离康城村不远有个罗集村,罗集村集市起源早,一直是逢农历单日集,所以康城就定在了逢双日子集。因为村里民风淳朴,集市秩序一直很好,没有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现象。村里也不收摊位费,完全属于自由贸易。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独自徜徉在康城热闹的集市上,听着大街两旁的门店播放着欢快的音乐,瞧着棉花、布匹、新潮的衣服眼花缭乱,又见包子铺前热气腾腾的香雾,吃得红光满面的乡亲们,这繁荣的景象注定了康城的王城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