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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化话河南
2012-05-09 00:00 来源:今日禹州 作者:王柯智 点击: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早在伏羲、神农、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河南成为中医文化的源头。于是,中医药文化形成于河南,中医药大师荟萃于河南,中医药文化发达于河南,中医药巨著诞生于河南。

           中医文化的源头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河南中医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也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逐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灸法和外治法等。在禹州有几位传说中的人物,留下了有关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制医药”、“以疗民疾”,黄帝和大臣岐伯、雷公等讨论医药理论问题。到夏商周三代,医学理论已经萌芽,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治疗方法已是丰富多彩。这为战国以后医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也充分说明中医的起源是在河南。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名医荟萃,也是对医药学术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战国至明末,史传中有籍可考的全国5700多位名医中河南有912人之多。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的相继问世。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依托黄帝在禹州、新郑、新密三市的具茨山一带活动而创立医学的史料编写而成,是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邓州)人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著作主要是在河南完成的,可以说中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河南。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南齐时阳翟(禹州)人褚澄,医术绝妙且医论精辟,著有《褚氏遗书》,是提出晚生优育的第一人。隋唐之际,扶沟人甑权、汝州人孟诜、鄢陵人崔知悌、洛阳人张文仲,在国内享有盛誉。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隐居禹州太白山66年,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方剂之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河南,而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和完善。北宋在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它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院”、“尚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宋都“医官院”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向世人述说河南医学文化的鼎盛与辉煌。此外,北宋睢阳(商丘)人王怀隐、考城(兰考)人王贶,南宋洛阳人郭雍,金代睢州考城县(民权县)人张从正,元代钧州(禹州)人孙相思,元末襄城人滑寿等,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张从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中医“攻下派”的代表;滑寿在经络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中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如明代开封人李濂、禹州人李恭,明末清初洛阳人祝尧民,清代固始人吴其浚、禹州人张恕,夏邑人杨栗山、时长立,清代长葛人李守先、孟津的平乐郭氏等,以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丰富了中医药文化宝库。此外,还有大批长期在河南从事医药活动的大家,如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三国时期外科鼻祖华佗,南北朝时期的针灸家皇甫谧,唐代著名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等,都曾在河南行医采药,著书立说。

           独特的药文化

河南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禹州作为中药材集散地历史悠久,也是我国历史上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素有“药过禹州倍生香”之说。据《禹州中药志》记载,早在周安王五年(前397年),禹州城西关的“聂政台”下就成为区域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元朝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已成为药材汇集之区,明太祖皇帝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年诏令全国药商集结钧州(禹州),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地,确立了禹州在全国的“药都”地位。药材经营“内至全国22省,外越西洋、南洋、东极高丽(朝鲜),北际库伦(蒙古乌兰巴托),皆舟车节转而至”。禹州的很多道地药材被冠于“会”字头,如会全虫、会白芷、会春花等。自清康熙年间相继建成众多会馆,成为禹州药业兴旺发达的历史见证。禹州药会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中国历史上,自政界转入商界的是范蠡,由商业转入政界的是吕不韦。《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载:“吕不韦者,阳翟(禹州)大贾人也。”吕不韦前半生往来各地低价收购高价出手名贵中药材,家产积累达到千金,后弃商从政,登上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强调精、气、神和形体统一是生命根本。提出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原理,为中华民族留下一部流芳万世的不朽典籍,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少康为中夏第六代国王,建都于禹州康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夏代中国已有了酿酒技术,并尊称杜康为造酒的始祖。《说文解字·中部》载有:“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少康发明了酿酒,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寺村保留有少康发明酿酒的遗址。酒类在防病治病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历代医籍及本草著作中都把酒作为不可缺少的药物来记载,有“酒为百病之长”之说。酒通血脉,可以用来止痛。酒还有杀菌作用,可用于消毒;酒又有挥发和溶媒的性能,还是常用的溶剂。因此,人们常用酒来炮制药物,并制成各种药酒,古汉字“醫”就已反映出医与酒(酒与酉通用)密不可分。 

禹州方山是雷公的封地,也是雷姓和方姓的发源地。据《元和姓纂》及宋代郑樵著《通志·氏族略》记载,方雷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因战功被黄帝封于方山,建立诸侯国。史学界一致的观点是禹州境内的方山作为黄帝大臣雷公的封地和雷姓、方姓的发源地。雷公是中药炮制的奠基人,《雷公炮制论》就是雷公的后裔雷学依托其祖先之名撰写而成,记载了300多种中药的炮制技术,总结了饮片炮制的17种方法,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不少有关炮制的专著都是在该书的影响下著成的。禹州人得到雷公的真传,中药炮制技术精良,技艺独特,赢得了“药不经禹州不香,药经禹州倍生香”的美誉。

此外,河南道地药材众多,产于怀庆府(焦作市)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享有“华药”的美誉。而由之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产于禹州的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禹州漏芦、禹粮石、禹全虫、禹密二花,产于济源的冬凌草,产于安阳的安花粉、产于南阳的山茱萸、唐栀子,产于信阳的息半夏、板栗,产于开封的远志等道地药材,形成了独特的中药文化。再者,百泉历史上正月初十至十二日的药王庙会,逐渐演变成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有“不到百泉药不全”之说。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始建于北魏,唐代建成,历时200余年,洞内刻有100多个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涉及动物、植物、矿物等120多种药材,可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科多种疾病。洛阳药方洞见证了河南医学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中医药文化的灵魂

中医药文化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文化内涵。河南中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既是医学的中医,更是文化的中医。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河南医家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明确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将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人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理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方法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河南中医学文化有着显著的人文思想的特征,这些也是中华中医文化的特征。一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医文化的形成。如在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中,儒家“孝仁”思想清晰可见。二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等大量渗透于中医学著作中。很多医家在自己的医学论著中用大量篇幅阐发伦理学问题,探讨医生的行为规范、医患之间的关系准则。三是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论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自《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中医界一直沿袭着崇古尊经的作风,这种以注解作为表达医学思想的治学方式,使中医学一脉相承,保持了中医论著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了中医论著的独特体系。

《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尊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唐代《伤寒杂病论》等先后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日本尤为推崇备至,认为“伤寒论作为东洋医学的祖典,实为治疗万病的规矩”,并形成了“汉方医学”,成为今天日本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西欧一些国家对此学习研究亦相继而起,英译本《伤寒论》作者指出,其可与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欧几里得原理在几何学中的地位相媲美。可见,其在人类科学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而《伤寒杂病论》问世至今,各种研究数量之多,实为其它学说所不能比拟,堪称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程到南阳拜谒医圣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河南医学文化的魅力和影响。
                                      (作者单位:市中药材生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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